今年起,每年超2000万人退休,生育率不能再低了……

今天来聊一个年轻人感受不到，但其影响，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未来35年里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退休潮就这么不声不响的来了，从今年开始，中国的退休人口将以每年至少2000万的数字增加。

以60岁为退休时间来算，从2022年开始，1962年以后出生的人将相继退休，而1962年正是我国第二波婴儿潮开始的年代，根据数据统计，1962年出生人数2437万、1963年出生人数2919万，是中国近70年来的最高值。

从1962到1975，每年的出生人数都在2000万以上，当初的婴儿潮，如今将渐次转变为退休潮。

而由国家统计局在2021年公布的人口年鉴来看，更加凸显了这场退休洪峰的凶猛程度，根据数据显示，25-59岁年龄段的总人口为7.4亿人，平均每岁人口约2100万人，这也意味着这场每年超过2000万人退休的洪峰，将持续35年。

一边是退休洪峰，一边却是新生儿人口数量的断崖式下跌。

2020年我国新生儿人口数量仅为1203万，对比2019年的1465万降幅达到了18%，而2021年，仅出生了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已经由1963年的43.6‰暴跌至2021年的7.52‰。

国际社会通常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7%是做国家进入老龄化的标准，占比达到14%为深度老龄化，占比超过20%为超级老龄化，而在最新一次的人口普查中，我国65岁人口占比为14.2%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但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社会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只是一个停留在宏观层面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仍然要面临着海量的竞争对手，2022年，有1076万应届毕业生加入求职市场，从他们里面随便拉一个人出来问对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有什么感受？

回答都是：人太多了，真是太卷了。

从这方面来说，中国，还真是一点老龄化的样子都看不见，但恰恰是看不见，感受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危险的，就如同温水煮青蛙，当你感受到不对劲之时，已经无力从这个人口困境中跳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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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超级老龄化社会。

200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仅仅20年之后，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4%，成为了深度老龄化社会。

从7%到14%的历程，法国用了14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就算是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也走了24年，与之相比，我们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按照这个速度，我们的65岁人口占比将在2033年达到20%，迈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产生的深刻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社会，或者说年轻人将承担更大的抚养压力。

我国现行的养老体系主要为三大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截止2021年，我国养老金储备约为13万亿元，其中69.7%来自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占比29.8%，个人储蓄型仅为0.5%。

大头支出在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而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既用年轻人缴纳的养老保险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在这种模式之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到来，必然会面对养老金的收支平衡问题。

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随着劳动人口逐渐退休，在现有人口结构之下，养老金收不抵支将出现在2028年，到2035年将耗尽累计结余。

对于年轻人而言，当下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自己未来能不能领养老金了，而是自己身上所承担的社会抚养压力将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大，2020年我国老年人抚养比为19.7%，差不多是5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而到2050年，社会抚养比将达到53.2%，既两个年轻人抚养一位老人。

在少儿抚养与老人抚养方面两头承压的年轻人，届时将又将更进一步的走入少子化-年轻人规模降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深的循环。

一边是整个社会越来越重的抚养压力，另一边则是逐渐丧失活力的经济市场。

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人力成本飙升，这将使得社会运行和生产成本增加，抑制需求造成产能过剩，并最终反馈在就业率与劳动价格之上，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经济陷入持久下滑的状态之中，隔壁的日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对于这种状态，经济学领域用了一个词来描述：长期停滞。

既人口增长率的持续、快速下滑将严重影响资本形成，进而导致持久的失业和经济停滞，没有任何自然力量可以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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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6年联合国第一次提出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以来，6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世界各国倚靠养老金市场化机制相对妥善的应对了人口的老龄化，解决了其中最为关键的老年人养老保障问题，但及至今日，仍然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走出人口老龄化的困境。

想要走出人口老龄化，只有一个解决方法：提高生育率。

人口老龄化，其实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互冲突的博弈难题。

在现代社会，随着养育或者生活成本的增高，做为个体而言，将金钱用于消费休闲或者储蓄所来的收益比生育要高，而对于一个集体而言，人口为继与增长才是其保证利益的方法，两者间的冲突塑造了如今社会少子化的趋势。

想要解决这个困境，需要一定程度的市场干预，比如降低养育成本或者提高养育收益，近几年来教培行业的双减、双降以及北京即将实施的全区教师轮岗制，都是想要从教育层面降低孩子的养育成本，减少家长们的负担。

除此外，在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教育这两个领域中的公共财政支出占比也在逐年增高，分别由2003的12%和3%增加至了2015年的15%和7%。

国际社会通常将总和生育率2.1视作人口世代更替的正常水平，将1.5视作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低于这个数字，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而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跌至1.3了。

从这些数据来看，我们或许还需要更加强效、更大范围的措施来提振生育意愿，对老龄化问题，千万不能持乐观态度，它是社会要面对的问题，是国家要面对的难题，更是你我要面临的困境。